照群众行为看起来，中国人是最残忍的民族。照个人行为看起来，中国人大多数是无耻的个人。这是徐志摩1923年1月28日发表在《努力》周报上的文章《就是打破了头也，可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》中的两句话。我是极其赞成的。中国人五千年的劣根性，如果用这两句话来形容，那将会是一句“不刊的真言”；中华民族人的劣根性也会在其完整的描述中与此缝合的天衣无缝，滴水不漏。不过也恰如其绘，大凡中国人，都喜欢把自己“建树”成为一个正宗的看客，只会在杀人声上听小热昏，决不会在法庭上贺喜判决无罪的刑犯；只想把洁白的人拉入混浊的水里，不会原谅拿人格的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牺牲精神，或与他人财产相惜，或与他人生命相连，在中国人眼中都是“闲事”，因此也就会隔岸观火，投井下石，袖手旁观，道路以目，却绝不会撇下一丁点子“无私”去分担他人的痛苦。哪怕是给予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垂死挣扎的“痼疾人”一点施舍，中国人的脸上也只会写着两个字：做梦。因此，从中国历史的长久发展史和哲学的唯物法来看，可以用《伊索寓言》中大家甚为熟悉的六字标题来形容中国人的本质：披着羊皮的狼。或者是农夫搭求性命却反咬死农夫的那只毒蛇。最好是两者的中和求并集。
鲁迅有篇文章主张“痛打落水狗”，毛泽东也有“宜将剩勇追穷寇”的说法。其实甚然，中国人在历史上充当的角色就是“落水狗”和“寇”。为什么要“痛打落水狗”，“宜将剩勇追穷寇”？因为“狗”和“冠”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本质——恶。“狗”虽然“落水”了，“寇”虽然“逃之夭夭”了，可是毕竟“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”，“狗”最终改不了“吃屎”的毛病，“寇”的骨子里散发出的终于也是“烧杀淫掠”的气息。如果用南宋《三字经》中的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来套述中国人的这种天性即乎“人之初，性本恶”。
中国是个儒教国，提倡仁、义、侠、智、勇。因此中国的“落水狗”也是有着假义的慈悲，占了一点其仁的“偏风”的。尽管平时他们接受蜜甜的“冰炭散”，在金钱面前磕拜寿祝福的响头，管自己的六亲不认，而又在穷途末路之时打出一系列折卖人格，“贱卖灵魂”的招贴。可不到“黄河”，不见棺材之时，中国的“落水狗”依旧会表现出一些仁的“内动”表现的，譬如摇尾乞怜、舐“屎”情深。但这些只是彰显其忠的动人广告。
“无理想的民族必亡”。可是“落水狗”们最忌讳的就是有理想之士。因为理想就好比一面大镜子，若然摆在面前，必会照出它们魑魅魍魉的丑态。就像莎士比亚的丑鬼卡立朋（Caliban）有时在海水里照出他自己的尊容总是恼羞成怒是一个道理。蔡元培就是其中最大的受难者：
“小人知进而不知退”，
“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”，
“不合作主义”，
“为保持人格起见……”
“生平仅知是非公道，从不以人为单位。”
他的思想被那些“口含于宪”的“落水狗”们称作是卑污苟且社会里最不时宜的理想者，愚不可及暗昏怯懦的书呆子，蔡元培本人也被称作是“新旧思想兼容并包”的“戆大”，可是他本人真正的思想又有几人能懂？这些掩翳在恶流风潮中的“落水狗”又有几人敢懂？
“狗”的本质是恶，无论其如何摇身变动，却最终逃脱不了“骨头”的诱惑。当一只“落水狗”在呼天抢地垂死挣扎时，旁人做的而不应该只是“痛打”，万一“痛打不死”待其爬上岸寻觅到其打之仇人时，那这些“痛打者”岂不又成了“累累白骨”的“农夫”了吗？
“落水狗”是没有人性的，也不通人性教化的，因此也就救之不得，“痛打不得”。而唯一的“绝招”就是“杀无赦”，“斩其根”。否则，待事情倒戈“画虎不成反类犬”，或者是连“犬”都类不了时，遭咬之人不就是“我们”了？那时，谁来拯救我们这只“落水狗”呢？
